一个慵懒的周日午后，位于红坊创意园区的民生现代美术馆。若非亲眼所见，大概很难相信会有那么多人会聚集在一起，偌大的一个展厅挤满了人，挤在外边的索性占到了椅子上面，有记者后来估计现场大约有五百人。可这既不是一场电影首映礼，也不是什么明星的见面会，而只是一场讲座，演讲者是陈丹青。

这是民生现代美术馆开馆展：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的开馆日。陈丹青受邀在此做一场题为《在当代艺术发生之前，中国发生了什么？》的讲座。听众中既不乏头发花白、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也有头发染成金华，戴着黑框眼镜的时髦小青年。而更多的是各个艺术院校和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大胆地报出自己的年龄：“我是89年出生的”“我是90年的”……连陈丹青自己都很意外，会来那么多的80后和90后的粉丝捧场。

当天的陈丹青一袭黑色西装加上深色的高龄毛衣，板刷头加上金丝边眼镜，颇有艺术家的风范。他一边讲话一边抽烟，连给听众签名时也停不下左手的烟。他还用上海话跟相熟的老朋友寒暄，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我认识30年的老朋友，那位我们认识快40年了。此时的陈丹青又像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街坊邻居。

陈丹青是谁？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却又是一个问题。

最通常的解释是画家、艺术家。但是到场的听众们却自发得给他冠上了更多的称谓：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乃至于社会活动家。对此种种，他处之淡然，“这些都是别人讲出来的，我可没这么认为过”。直到一位听众提问时说，自己做知道陈丹青，是因为他辞去了清华大学美术系教授的美差这件事，陈丹青自己也禁不止调侃起来：你看我多么失败，画了那么久油画却没人知道我，辞职了别人倒注意我了。

话虽这么说，但的确是那次辞职事件引发的争议，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陈丹青。毕竟，在中国，画油画的人很多，画油画同时又敢于挑战体制的人，却不多。虽然，当天的讲座主要谈的是当代艺术，但是面对那么多学生听众，陈丹青又忍不住“炮轰”起教育体系来。

中国现在哪里有大学教育？他说道，我觉得没有，有的只是“权力”二字。大学已经变成了权力纷争的场所。所以我很奇怪，他接着说，奇怪你们怎么能在大学里待得下去，要是我，一天都待不了。

他直来直往，心有不满毫不掩饰。谈到中国的农民问题，他说中国的农民有八九亿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农民如此没有地位。世博会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从来没有农民什么事。难怪，后来又有听众以“愤青”来形容陈丹青。

但是“愤青”陈丹青却又有宽容和现实一面。他谈到了艾未未和蔡国强。他说艾未未的行动已经不止是一个艺术家的所作所为，他的影响力已经被大大地扩展，但是却非体制所能容纳。而蔡国强却通过和奥运会这种和体制政府合作的形式同样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他认为两者都很有积极的意思，而这和艺术家是否在体制内外关系并不大。谈到自己的图书出版，他也毫不讳言书稿遭到的文化审查。要删就删吧，虽然删的都是关键内容，但是终于图书出版出来了，也挺好的。

有人接着这个问到了关于文化审查的问题，他说，只要有XX部门在就不可能没有审查。但是问题是，一旦这个审查哪天取消了，你真的有拿得出手的作品么？你得问问自己。

一位学国画的女生问道，如今油画艺术要比国画吃香很多，我是学国画的，还有出路么?陈丹青笑着说，你其实不知道，中国的国画市场其实也很大，只是大家不知道它们的价格，潜在水底。所以我支持你画国画，因为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你自己的兴趣角度，如果你真的喜欢国画，都是值得的。还有人问，我们到底要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还是走自己的路就好了呢？他说，我觉得都行，一边走自己的路，有时候再抬头看看别人的眼光，这不也挺好的？

陈丹青把当今社会的种种急功近利比作是矫枉过正。他说过去我们像个饿汉，三十年都没有饭吃，现在突然看到山珍海味，难免要暴饮暴食一番，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回复正常，还需要时间和耐心。一个学生还问道，陈老师我现在很迷茫，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也很迷茫啊，我虽然站在这里，但是你们问的问题其实很多我也没有答案，我经常迷茫，很多现在的现象我都看不懂……

两个小时的讲座，被一个多小时的问答环节撑到了三个多小时。现场的气氛始终保持着高温。讲座结束，还有许多人围着陈丹青要求签名合影。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明星，却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倒是有个听众问他，何以能够培养良好的文笔，写好书。

陈丹青说，有两个秘诀，其一是他从小就和父亲通信，十多岁就写信和父亲讨论红楼梦之类的话题，他们应该就是写信长大的一代人。其二就是写文章的时候要脸皮厚，别管别人说什么，自己写就是了。

80后和90后们也许要被称作是写博客和微博长大的一代人了，至于脸皮也应该被网络锻炼出来了，那么会不会出现更多陈丹青式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