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新闻事件一件接着一件，这当口，恐怕最兴奋的要数媒体朋友了——因为又有用武之地了。
 
最先上演的是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大戏。不出所料，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反对声一片。反对声来自四面八方，不过主要说的就是，被可口可乐并购之后，中国又会少了一个民族品牌。搬出的例子则又是美加净，小护士，中华牙膏和大宝之类，缺乏新意。这出戏好看首先就在于：尽管大部分人反对，但是汇源的主人却一厢情愿。朱新礼对于反对的声音也一一进行了反驳。他说，可口可乐花180亿美元买了汇源然后弃之不用，人家有那么傻么？他又说，做企业就应当当场养猪，猪壮了就应该卖个好价钱。他还说，三倍市值的出价，绝对是个赚钱的买卖。朱新礼能把汇源做到那么大，绝对不是个傻子，他讲的道理也似乎句句是真。于是整桩事情变得有点奇怪起来，好像完全是外人瞎起劲：明明是人家有钱的老外要娶个中国媳妇，我们在边上忿忿不平，说三道四，说得夸张点倒是叫干涉自由恋爱了。
 

好戏看点第二在于，收购案正好碰上了刚通过的《反垄断法》，这部法律众人期盼已久，好不容易刚刚出台，就有许多意见评论其为大而无当，缺乏很多实施细则，真正实行起来很困难。如今这部法律到底好不好使，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除了老美，欧洲人也急着在边上拭目以待了，边看还边放话出来，认为中国的贸易保护严重。CCTV《经济观察》则认为，中国的民族和产业保护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只是小巫见大巫。
 

财经媒体们也多从朱新礼的角度分析其为何愿意卖汇源，我看的分析就包括多种说法，比如说认为由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整个行业的利润在下滑；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做企业越来越难，企业家的日子不好过；果汁行业上游产业利润更加看涨，朱欲转战上游市场；还有比较极端的分析说，朱签协议时没看懂英文，中了捆绑协议的圈套（这个有点离谱），凡此种种，在普遍反对的声音中，抛开纯粹的同情和理解，这样的理性分析和思考是极为重要的，当然由此引发的思考和争议还会继续。
 

由汇源引发的关于品牌的讨论，也是值得思考的，我们当然支持民族品牌，但是品牌真的有国界么，真的没有国界么?品牌的核心又是什么：它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如何发展，又最终会到哪里去？品牌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是品牌本身？还是创造品牌的人，市场环境或者制度建设？或者再抛开民族不说，一个成功品牌之后，如何能够再不断建立一个个新的成功品牌，品牌的成功是否可以被复制？
最后，反对派对于《反垄断法》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这桩买卖包含进所有的负面因素，估计成功率还在70%-80%。
 

 
这边是可乐并购汇源，那头最擅长于玩兼并的美国投行们开始一个个倒下。贝尔斯登成为第一个牺牲不久品之后，排名第四的雷曼宣布破产保护，而排名第三的美林也在同一天选择了被美国银行并购，保险业巨头AIG被收归国有。一瞬间，华尔街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媒体们们最擅长用各种比喻来进行形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恐慌”——而谁也不知道当中是否真的被夸张了。紧随其后的各种谣言四起，比如说中信要收购大摩，中投准备出手，美林和大摩要合并等等，当然你可以现在认为其是谣言，但是可能明天，它又会重新变为现实。如果说贝尔斯登的倒下有点运气不好，那么雷曼和美林的命运则让人多少有点宛如隔世。你真的很难相信，这些聚集了如此多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公司，会说倒下就倒下。
 

也许这就是现代金融业的实质：掌控整个市场的不是那些创新的金融技术，不是那些绝顶聪明的社会和商业精英们，它只是一种毫无缘由的，存于人们心中的“信心”二字。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有风吹草动，信心这种东西就会毫无征兆地，如洪水一般褪去，谁也无法或者很难阻挡。华尔街的投资者们和我们比起来可都是补过钙的，可是到头来，却也一样，当市场的信心一旦被动摇之后，谁也无法再理性地面对事实和依据，整个金融体系就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一倒皆倒。
 

 
美国政府没有也不敢坐视不管，但是究竟这轮危机合适能够结束，谁也无法预料。金融业的危机对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影响还尚难估计。次贷危机初始，就有人预言说，这将会引发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如今真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迹象，但是恐慌的人绝对是越来越多。从1997年经济危机算起，到今年差不多又是十年一个轮回。还记得学校的教科书上写的么？马克思主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每十年就要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或大或小。不管这个预测到底也没有灵验，对于马老的这番言论有多少时间没有被提起了？
这是不是有点诙谐？

 
不被提起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世界范围出现经济危机，中国也觉得不会再像97年那样可以逃过一劫了。事实上，情况正在发生。
当然，身处上海你自然很难感受到。但是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大批的制造企业，出口加工商在倒闭。具体的数字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的确正在发生。各种不同来路的数据中，把出口业对于中国的GDP贡献率算做20%-40%不等。无论如何，也都算个大数字了。如今随着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人工资水平攀升，美国经济不景气，人民币汇率上涨和出口退税减少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这个曾经以出口加工为重要经济驱动力的国家，不得不面对出口下降的窘境。
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这个引人瞩目的世界工厂有一次站在了发展的十字路口。谢国忠称其为30年来最大的经济调整。当然也有很多人乐观地认为，市场大环境的变化有助于中国从一个低附加值的加工出口型国家，向高附加值的自主创新型国家转变。但是任何转变光靠外在的有利环境是不够的，内在的驱动力是不是足够才是关键。很难说，中国的企业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无论是否准备好，挑战已经来了。究竟这种变化对于整年的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少，也将很快会看到。也许又有人认为GDP的数字低那么几个百分点没什么关系，或者可以把它顺理成章地认为是合理的调整。但是，不要忘了，信心二字往往就是资本市场的主宰。不要低估了信心的敏感度和威力。
 

 
在上海，你也许感受不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但是对于乳制品的恐慌你绝对感同身受。从三鹿牌奶粉这个地区性的单个品牌的单系列产品，短短几天波及整个乳制品行业的大部分知名企业、名牌产品：蒙牛、伊利、光明一个都不能少。从奶粉到液态奶、咖啡奶精、面包、冰淇淋、奶糖影响所有和乳制品相关的一切产品。地区从河北到全国，再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欧盟也站出来要求中国进行解释。外国人也许很难理解，对于这个刚刚举办了奥运会，还在开残奥会的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呢？

 
但是，这就是现实社会的中国。
三聚氰氨其实媒体并不陌生，去年中国的宠物食品出口美国，由于其中含有这种物质，结果导致许多猫狗死亡，出口被禁。显然这件事情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年初，中国产饺子在日本引发食物中毒，引起日本民众强烈反应。最近有机构调查显示，日本民众认为毒饺子事件是影响两国关系第二重要的因素。这样的事件，到如今却还没有给公众一个满意的交代。如果继续联想，去年还有中国制造的玩具质量问题在美国引起恐慌，最后的结局却是美国公司到中国来赔礼道歉。
 

如今，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千万中国婴儿因奶粉而中毒，政府、舆论、公众还有理由不重视么？在媒体的不断追问下，事实渐渐明朗，人民也不得不接受如下的事实：受人信赖的所谓名牌产品、免检产品同样会出现安全问题；中国人曾经每天食用的乳制品中，许多都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在产品出问题时，企业、政府极力在隐瞒事实，只有在最终纸包不住火的情况，才被迫做出反应；同时，质量和安全问题必定不只存在于乳制品行业，而乳制品行业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社会，她可以凭借璀璨夺目的奥运开幕式让全球目瞪口呆，也可以用食品安全问题让世界触目惊心。
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类，螺旋式的上升往往是最常见的。所谓螺旋式，就是依靠一个里程碑式的叠加来达到发展的目的。如果这样说来，今天的毒奶粉事件必将是一个里程碑。我们依然希冀，在无数人的福祉和利益被牺牲之后，伴随着更多问题的被重视、发现和解决，会有一个跳跃。
 
说到里程碑，也有人会把山西省前省长孟学农的引咎辞职称作为里程碑。原因在于孟是因事故责任问题而辞职的官衔最高的官员。如今质监总局李长江也丢了乌纱帽。我们自然有理由称其为里程碑，但是回过头来看，官员下台换人真得能够解决实际责任问题么？官员下台了，谁来对事故问题负责呢？又依靠什么来负责呢？不要以为大官辞职了，事情就解决了。有些时候，最大快人心的做法并不是最好的做法。这几天，事故不是照样大大小小地在出么？
   
 
最近看到几篇国内作者的文章，都谈到中国人的信心问题（紫珊韵:你不幸福，是因为你不懂经济学/唯三:中国民众的信心从何处来？）除了最近的毒奶粉问题，作者列举的还有房价问题，股市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官员无能等等。作者的结论是，面对如此多的社会问题，中国人大部分都得缺乏生活信心，继而提出疑问：中国人到底到哪里去找生活信心？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我恰恰记得几个月前，华尔街中文网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中国民众乐观情绪上升》文章谈到，中国的城市居民比过去，并且比其他大多数国家要乐观许多。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撰文说到他在奥运期间访问时所见到的中国人“聪明、敏锐、直率，不畏于表达自己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自信、一种乐观主义。你看不到愤世嫉俗，能感受到的是一种站起来勇往直前的精神。”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你可以说外国人只看到中国人表面的乐观，而并没有真正理解国人心中埋藏的阴霭；你也可以认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特有一直乐观情绪和积极的态度，而无论外界的环境是多么危险；或者还可以这样分析：知识分子往往带着精英式的批判眼光来看世界，但他们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而民众对于现状则更为知足常乐。或者你索性这么讲：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中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危机四伏，也有人看好。大部分人依旧看好。沈南鹏在《中国经营者》中提到这样两点，为什么他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第一是中国庞大的，未开放的市场；第二是中国人对于努力工作，积极创业的精神状态。
最后主持人的总结性发言令我印象更为深刻：
有一个记者去过印度再来中国，他一直希望找到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几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在印度的城市乡村，任何时候大街上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中，一到工作时间，街上的人都不见了，他们都去忙工作了。
所以答案就是：在中国，人们似乎永远知道应该到哪里去。
 

这就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一个最好的时代。

 
 还有两条消息：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正式离职创业，创业内容还是做杂志，叫做《创业家》。
Myspace中国CEO罗川离职，原因是和邓文迪等管理层意见不和。